文物古跡

1、銅(斝)

商代盛酒行裸禮之器，兼可溫酒。為高體分段平底式，器體較寬而高，圓形侈口，沿上雙柱呈帽形，沿下有一殘口，器壁厚實呈斜西，腹下鼓起，底向下鼓出，三足呈丁字形，腹中間有一把手，器表飾饕餮乳釘紋。通高33厘米，口徑18厘米。

2、銅(甗)

西周蒸飯器，全器分上下兩部分，上體用以盛米，稱為甑，下體為鬲，用以煮水，中間的箅通汽以蒸于甑。為圓形侈口，沿上豎兩耳，腹下收;下部為袋狀鬲，三足殘。器表大部素面，沿下飾一周弦紋，下部飾“∧”形斜條紋。器內壁有銘文，共八字“錄子艅作父已寶彝”，其意是錄子艅(人名)為紀念自己的父親而做的“寶彝”。作為早期有銘文的青銅器，內鄉尚屬首例。該器物通高35厘米，口徑25厘米。

3、玉壁

戰國時期的出土文物。《考工記·玉人》：“好，壁孔也。”《爾雅》曰：“肉倍好，謂之壁;好倍肉，謂之璦;肉倍者一，為之環。”“肉”即壁外框，“好”即中央圓孔;中央孔大的為壁，孔小的為璦，而環則易區別。內鄉出土的這塊戰國玉壁，兩面均飾蝌蚪紋。直徑16厘米，厚0.5厘米。

4、漢代畫像磚

1992年征集，其畫像既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真實生活寫照，又再現了漢代圍場狩獵射殺的生動局面。畫像磚為大型空心磚，長112厘米，寬26厘米，厚12厘米。畫像下部圖案為飛馳的車騎自左向右依次向圍場的樓閣式闕門行進，前排騎士已進入闕門內，兩個守門之人跪地叩首迎接;上部圖案顯示出進入圍場的騎士已拉滿弓箭，射向正在驚嚇奔跑中的梅花鹿。這幅戰馬奔騰嘶鳴，喊殺震天，小鹿難逃圍獵的畫像，構思惟妙惟肖，形態生動逼真，反映了漢代藝術的博大精湛。

5、漢代畫像石

漢代畫像石是漢代墓葬的主要建筑材料，其質地有青色的石灰巖和紅色砂質頁巖兩種。它的產生與兩漢時期所處的政治、經濟位置有著密切的聯系，也與當時統治階級的厚葬有著深刻的淵源。目前所收藏的漢畫石有：鼓樂百戰、墓門、門枕、門眉等，內容豐富，題材廣泛。其中墓門為紅色頁巖，淺浮雕，上為白虎，腳踏鋪首，鋪首銜環與下部斜條幾何紋相連，上下組成一幅完整的圖案，高144厘米，寬66厘米，厚9厘米。

6、元代桌案

桌案為木質，呈長方形，桌面西端凸起呈圈軸狀。長2.7米，寬0.7米，高1.17米。正面兩腿雕刻紋飾為魚龍變化，兩腿之間的長方形包框內透雕圖案已不清晰。從雕刻的圖案上看，刻工簡樸粗狂，線條流暢大方。同時，從所刻文字中也不難看出，該桌案是顯圣廟(今內鄉縣王店鎮顯圣廟村所在地)西的一家農戶，為保“家眷清吉，六畜平安，田疇豐稔”而捐給顯圣廟的一個香案。該桌案雖經歷了六百多年的風風雨雨，除下部蟲蛀較殘外，共上部保存尚好。

7、明代銅佛像

明代銅佛像為一半身菩薩像，從整個造型上看，為明代所鑄。銅像呈打坐誦經狀，頭頂僧帽的正面有三個相同的小佛像，亦呈打坐誦經狀，像的正面刻畫細膩，形態逼真，惟妙惟肖，衣袖寬大遮體，線條流暢，兩手自然抬起，兩手相合，拇指、食指豎立向上，后三指自然彎曲，面部神態自若。像的背部和下部較殘，用磚砌成須彌座予以加固。像高1.5米，體寬0.89米。

8、“典重引年”匾

“典重引年”匾為一方木質匾額，它不僅是研究清代縣官官銜、品級、考核、獎勵等制度的實物資料，而且對鑒賞、考證舊時官吏贈匾的款式，有極高的文物價值。此匾長2.01米，寬0.86米，原為紅底金字，主題內容“典重引年”為行楷，汪浮雕，上下款為楷書、陽刻。匾正中上方恭書“皇恩”二字，全文讀作“皇恩特授內鄉縣正堂加分府銜加五級記錄十次胡峋，為鄉耆辛昭立‘典重引年’，大清嘉慶五年(1800年)十二月十五日吉旦”。查清同治《內鄉通考·職官考》，胡峋為清代內鄉縣第57任知縣，并為之立有小傳，寫有評論：“胡峋，山西山陰人，嘉慶元年(1796年)任內鄉知縣。時楚中教匪齊二寡婦竄入南陽境界，兵馬絡驛過內鄉，嘉慶二年(1797年)滋擾更甚，峋周旋其間，保全殊多，去時百姓送之郊外。”《論曰》：“官以有功德于民為賢，胡峋當兵亂之時，保全危城，其功德豈可沒哉”。匾文中，皇恩，表示對皇帝的敬重;“內鄉縣正堂”是胡峋作為內鄉知縣的代稱;分府銜，是胡峋的品級，相當于知府佐貳官同知的級別，是正五品官;加五級記錄十次，為胡峋在考核時有十項政績，給予加五級的獎勵。“典重”指皇帝的恩典重，“引年”是舊時官員退休的雅稱;“鄉耆”為鄉間有名望的老人或已退休歸里的官員，《典》匾就是知縣胡峋為辛昭受皇帝賞賜而榮歸故里后所送的匾額。

9、“西帶丹江”城門石匾

“西帶丹江”城門石匾為現存內鄉縣衙的主持建設者、正五品知縣章炳燾(浙江紹興人)唯一留存的一塊完整的書法真跡。光緒二十三年(1897年)內鄉知縣章炳燾改縣城四關城門匾額，并親書“東鄰宛鎮”、“南矚荊襄”、“西帶丹江”、“北摟嵩邙”。現僅存西門“西帶丹江”匾額。該石匾長1.7米，寬0.66米，厚0.16米。整匾字跡為陰刻，楷書體，端莊凝重。主題內容“西帶丹江”，用在西城門外，意為丹江像一條帶子環繞著內鄉。上款刻“光緒丁酉”(即光緒二十三年，1897年)，下款刻“章炳燾書”，匾文字跡清晰可見，毫無損傷。

10、匪類墩

1995年在修復縣衙獄房時，出土有一塊方柱形青石，高63厘米，寬34厘米，厚33厘米，正面偏左處刻有“匪類墩”三個大字，右側中間處有一約5厘米的圓孔為鐵鏈的穿孔，石重約200余斤。“匪類墩”顧名思義，是鎖禁命盜人犯的專用器具。舊時衙門捕捉人犯，先羈押在班房待審，人犯捉來之后，特別是命盜人犯反抗力強，必須用鐵鏈拴綁于石，使他不能脫逃。有時外來過境押解犯人，路宿內鄉，沒地方關押，也可鎖于匪類墩，不管盛夏嚴冬，均是如此。

11、《三院禁約》碑

1985年在內鄉菊潭公園出土，碑首刻“三院禁約”四個大字，故稱“三院禁約碑”，按碑文中標明的位置，放于內鄉縣衙“門首之左”。該碑高2.96米，寬0.91米，圓首，碑文為楷書，計有1000余字，為明萬歷三十九年(1611年)內鄉知縣易三才和縣丞席講、主簿聶現、典史吳道光四位職官，為減輕人民負擔、禁止吃喝侈靡之風，向上級三個部門的監察官呈文，禁革而得到準許而立的法規性碑刻。明末，朝政腐敗，官場里侈靡之風盛行，接待三級官員的地方驛館，由于裨官的猖詐，強行索要飯菜、夫役，造成地方驛館疲困不堪。萬歷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，知縣易三才等官聯名，向上級陳述其過境官員“吃喝風”泛濫等腐敗現象，并擬定三條禁令和一條關于過境官員乘馬坐轎、飯菜供應的具體規定，以及違犯這些禁約的處罰辦法，從而得到了上級三位監察官員的贊同，命刊刻榜文，立于公署門首之左，常川曉喻，永為遵守。《三院禁約》碑距今已有近400年的歷史，其中規定的“如有特殊外索者，該驛飛報西院究治”，“如違，許該驛經稟本官究治，如此，則可以作驛官敢言正氣。”禁約旨在整治侈靡之風，提倡小官敢于告發大官官邪的正義行為，因此，《三院禁約》碑可謂整治吃喝的一面歷史鑒鏡。